影片的电影史意义或许大於电影本身的意义，以今天的眼光来评判，其电影语言有许多问题，例如悬疑线和律政线的佈置甚為生硬，在两条线上都没有取得叙事的成功，更多观眾能够感受到片中人物高度脸谱化，影片流於说教，直观观感甚至类同某些社会主义文艺作品。但以歷史的视角观之，影片及其高度忠诚的原着，当幸福来敲门时是关於美国种族问题的社会教育小说，这一定位决定了剧中每一人物都必须承担对应的象徵功能，它也為一类电影设定了基本的议题、人物关係和电影语法。影片时至今日仍经久不衰，我想也有讲求“身份政治”的美国左翼推波助澜，但实际上本片在视角上是高度白人中心的，并秉持了白人拯救黑人、上层教化下层的叙事逻辑：底层白人是可恶无知的乌合之眾，黑人则是天真的、不具有任何主动性的道德正义被施捨方，当然这也恰好合於美国“白左”的政治行动的逻辑。